北风吹
一外公是从北疆一路颠簸乞讨回家的。那是鄂东己未年腊月的一个早晨，下了两天的雪还在没完没了地下，门口屋檐上，已经挂满了玉帘似的冰凌，晶莹剔透；野外白茫茫一片，两处池塘，如一双黛眼，凝视着昏黄的天空。屋里大门闩着，二门掩着，依然听到屋外寒风飕飕。那年我六岁，还没有上学堂，被早起的母亲三番五次催喊着起床。最终她冲进卧室，掀开被子。一股凉意袭击，我感觉浑身一紧，迅即抢过被子把身子裹的严严实实，把头整个的埋进被子里。待听到母亲转身出去，我老老实实地穿衣起床。此时，母亲已经挑完了隔壁牛栏里湿草烂草，还给全家煮了一锣罐粥。哥哥姐姐们一大早就跟着父亲去集体农田种油菜，拿工分，还没有回家过早。我乖乖地跑到堂屋拧起装满垃圾的土簸箕，要打开后门，到外面村口自家的小烂泥窖里倒掉——我们家烂泥窖紧挨着一棵百年大樟树，堆满了杂物和猪粪狗粪，过段时间就挖出来堆烧，然后挑到田地里做肥料。我刚拉开后门门栓，就感觉一股力量由外而内，低矮的左右两扇门板被推开，一个大身影直接盖住了光亮，夹着寒风和雪花，涌进屋子。我赶紧侧着身子闪在一旁。“外公！”我认出来了，丢下土簸箕，径直扑上去，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外公立马站住，双腿一绷，让我靠着，脱下军黄色手套，然后左手牵着我，右手大手掌在我的小头上摸了摸，有点儿温暖。他戴着护耳雷锋帽，裹着皮大衣，皮大衣除了领子羊毛有点儿污黄，里子全是乌泱泱的白羊毛，成排成排的竖立着，像外面的雪一样白亮。我小手摸上去毛茸茸的舒服。外公摸完我的头，径直走到堂屋方形的饭桌上侧，拉开一把椅子就自顾坐下。我靠近他，抬头看到老人家脸庞，被刀子的风给刮得通红。他把目光落在我的脸上，眼神里我感受到了暖意和爱怜。外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嘴唇在翕动着，却更像是冻得抖动，半晌没有发出声来。还没等我去叫，母亲闻声从厨房跑出来，看到坐着的是外公。她迈不动腿，怔怔地看着，时间瞬间静止。然后她用衣襟擦拭着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上前，喊了一声“父！”随即她双手在外公左胳膊、右胳膊、后背上摸来摸去，然后拍着皮大衣和帽子上的雪花，边拍边颤着音说，纯来打了电报回来，问你到家了没有，说可能把你给丢了——我们都困不着觉，急得要死。“怕么事，死不了，爬也要爬回来，要死也要死在老家。”外公挥摆了一下大手，顺势摘下帽子挂在木椅靠背右把手上。他瞅着空饭桌，就问饭熟了没有，饿了。母亲转身跑到厨房，往外面忙不迭地端碗白米粥、腌萝卜、辣椒糊和辣椒炒藕片......外公用手招呼着我坐到他身旁，要我陪他一起吃。不吃菜只喝粥，一碗又一碗，他至少喝了三大碗。他大口喝热粥的声音，至今想起，依然在我的耳畔滋滋响。那是外公从北疆回到家里吃的第一顿早餐。他们之间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诸多疑问。这些疑问充满着诱惑：北疆在哪儿？他去北疆干什么？为何要乞讨？怎么乞讨？打电报的纯来又是谁？......直到外公几年后去世，我上小学五年级了，母亲才告诉我，那次外公从北疆摸回老家，一万多公里，一路辗转，甚至乞讨。之所以能够安全抵达，路上遇到很多好人。尤其是，母亲透露给我，冯纯来是舅舅，外公养大的，算是亲舅舅。外公去北疆，是把舅舅的未婚妻从老家送到伊犁，让他们成亲。我竟然有亲舅舅。这太让我意外了。二打从我记事起，印象中就没有亲舅舅。武山湖畔冯秀村村东头一个联排红砖瓦房，紧挨着是一间小土屋，光线暗淡，长期关闭着后门，即使白天也是阴沉沉的，没有穿堂风经常光顾，初踏进屋子，有股发霉的味儿；村门口对面，一座远望像一只飞起神鸟的丘陵，当地人叫凤凰山，山上长满着杉树、枞树，还有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那时仿若鸟身上披着红色锦袍。进山口处有一间低矮的小木屋，那是村建的看管凤凰山林的公房——这两处都与我外公有关，村东头的是自家老房子，凤凰山是外公看管山林工作的地方。我的记忆中，外公孤身一人，每当我们这些外孙过去，无论是哪处，外公总是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想着法子给我们做一桌好吃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到过我的亲舅舅。其实，哥哥姐姐们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不知为何，他们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谈起他。这让童年的我一度神伤。每年大年初二，按照鄂东习俗，我们这些孩子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要到外公外婆家拜年，有好吃的，还有压岁钱。我对外婆没有印象，她在我三岁左右的时候就去世了，因此我所能记得的，外公家等同于外公，还有住在隔壁的外公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孩子。每次从外公家拜年回来，我一小口一小口舔着外公专门留给我的桂花酥糖，享受着甜蜜，沉浸于喜悦，一路慢慢走回家。回到村口，这种甜蜜喜悦就很快被冲淡了，甚至有点儿苦涩。在村口碰到同样从他们外公外婆家拜年回来的小伙伴们，绝大多数斜挎着一个粗布黄书包，书包里塞满了拜年礼物，有水果糖、饼干、烧饼、麻条以及酥糖等，他们炫耀时就微仰头往口中倒着酥糖，还扭着屁股，负荷的书包撞击着臀部，洋洋得意地告诉我，这是舅妈给的。我撒腿跑回家，关上房门，把被子蒙着头，在暗黑的世界，一泄滂沱的委屈和伤感。直到外公去世后，母亲告诉我，你有一个亲舅舅，他在北疆伊犁。我才逐渐在心里释然。不过，舅舅长什么样？为什么在伊犁？他们在哪儿过的好吗？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他呢？这些疑问就像种子，伴随着我从童年到少年，在心里慢慢发芽，长成了满腹心事。我读初三那年，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从伊犁霍城县国营种羊场邮寄过来的。是舅舅。他写字飘逸，字个头儿大，写了好几页信纸。他在信中说那儿经济条件好，活儿多，让姐姐安排送一个外甥过来，可以找事儿做。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初冬季节，收割的晚稻已经晒干入了谷仓，田地里褐色的土块等待着翻耕，要过段时间种上油菜和小麦，风儿还不是那么冰凉。众多在困厄中讨生活的鄂东农村家庭，这封挂号信，恰如家书抵万金，让依赖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我们，看到远方的一道闪电。“他还是晓得事的。”母亲听着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听了两遍，她红着眼圈发出感慨。舅舅来信啦。我则完全沉浸在这个传言中的舅舅果然真实存在着的莫名快意中。头天晚上抢着给全家念完信，这份信就归我所有了。第二天，从村庄杉树林湾到石佛寺镇中学不到二公里路程，我一路举着信封宛若迎风的信鸽子，不时跟这个看，给那个瞧。那个一度神情沉郁的少年，蹦蹦跳跳，如风少年触摸着阳光灿烂的未来。自此后母亲以及母亲唯一的妹妹，也即我的姨娘，她们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述了这个未曾谋面的亲舅舅。冯纯来是我的亲舅舅。准确的说，他不是我外公外婆生的，是养子。舅舅冯纯来的生父冯细银，与我外公冯济美之间是没有出五服的同族堂兄弟。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土改干部，官至武山乡乡长兼武装部长。一九五八年武汉钢铁厂建成，他被派去武钢担任某车间主任；一九五九年，他跟随北疆支边大部队，万里赴边疆，关山度若飞，此去经年。舅舅生母郭外婆与冯细银是二婚，带着一个女儿改嫁过来，是一唱戏的戏子，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还能说会道。她没有跟随丈夫远赴北疆，而是带着儿女四处唱戏混饭吃。为了讨生活，她带着孩子落脚黄石大冶一人家，恰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把人家吃穷了。有一天她带着女儿不辞而别，把儿子留在人家手上，等同于质押。人家不干，认为她是骗子，于是报案，生母带着女儿被公安部门送到团风进行劳动改造。郭外婆在劳改农场，心里放不下儿子，就写信告知老家。舅舅二伯是长江打捞队的，见过世面，收到信后就一个人跑到黄石大冶，找到那家人，讨价还价，用凑来的四十元钱把舅舅抱回来了。此时，不到三岁的舅舅身体虚弱，头上生疮，拧起来一瘫，站不稳，怕养不活。回到老家，舅舅的亲爷爷径直找到只有两个女儿的我外公外婆，直言不讳地说，送一个儿子来，你们养大了就归你们。你养大一个孩子，总比养大一匹狗强吧。舅舅有了新家。人到中年的外公外婆于是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甩开膀子勤劳苦干，干劲儿足，精心养育，送他上小学、中学，直击舅舅逐渐长成风中的一条壮汉。丁酉年初夏，跟随首都作家采访团抵达边疆采访北京援疆事迹，有幸逗留伊犁。我终于见到了舅舅一家。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距离舅舅离开鄂东故乡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舅舅刚退休，在家闲不住，跑去跟人家学会了轧路机驾驶技术，在霍尔果斯路桥干活。握手时手掌有力，他那被大西北风吹晒得黝黑的脸庞饱满，印堂发亮，岁月可以催人老，但没有消磨斗志。他给我翻看一些收藏的私人珍品，有当年通向边疆的边防证，有红皮初中毕业证书，有结婚证等，这些具有唯一性价值的纸制品抵抗不了时光的磨损，已经泛黄。“去你家做客，你母亲总是让我先吃，吃饱，把我既当弟弟又当孩子，很金贵。其实，你的大哥还比我大一岁。”舅舅回忆我的母亲待他不薄，并说打从记事起就从来没有感受到他是父母收养的。“我就是你的亲舅舅。”舅舅盯着我，一字一板地说。三长大成人的舅舅，最终离开了老家，远赴北疆，投奔了他的生父。那是在我外婆胡带娣去世的第二年。“离开的那天是九月十八号，我是早晨从你家里走的，专程和我的姐姐姐夫一家告别。”舅舅回忆说，那时候你还很小，在堂屋里东看看西看看，像是看热闹，你肯定不记得啦。也许是的。舅舅走的那年，我也就三岁多一点儿。之所以是在外婆去世后才离开，是因为外婆在世时扬言，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不能让儿子离开。这是舅舅的爷爷当年找我外公外婆收养时，他们达成的君子口头协议。从小到大，外婆爱子如命，一直把舅舅捧在手上，挂在心上，锁在身旁，视如己出。初中毕业后，舅舅去考过了兵，外婆不让他走；去工厂招工，外婆不让他去；去奔赴“三线”建设，外婆在村口嚎啕大哭，死死拉着舅舅不放手；冯细银打电报过来让舅舅去北疆谋生发展，外婆把电报撕得粉碎......这些过往细节，外婆就像一个不通情达理的固执的农村老太婆。舅舅却摇头说，那是因为她舍不得儿子离开自己半步。舅舅说这话时，眼里噙泪，似乎想起了早年岁月，回味着母亲那份咽苦叶甘。舅舅还是去了北疆。冯细银在霍城县组建的临时家庭文革结束后解体，他又成了孤家寡人。岁月消磨不了亲情，却倍添思念。那时，边疆比内地经济好，种羊场属于国营农场，吃公家饭。他给外公写信，拍电报，以为孩子谋取广阔的前途为理由，希望孩子回到自己身边。这对于我的外公外婆而言，是痛苦而难以接受的。尤其是我的外婆，说什么也不同意，撕掉电报，烧掉来信，赶走游说的人，举止强烈甚至极端。这种状况维持不了多久。由于疾病，我的外婆不久就去世了。外婆去世后，内心也挣扎过的外公，终于同意放手。外公对姨娘说过，不放手能咋样，不是把孩子前途给耽误了吗？在农村，一间小土屋，农村户口，没有工作，能否讨媳妇很难说。天大地大，不如儿子终身事大。舅舅离开湖北老家时，已是弱冠之年，跟随我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了十七年。有意思的是，舅舅抵达北疆的第三年，外公就去了北疆，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也就是我的舅母。舅母是逃婚过来的。媒人却是舅舅的生母郭外婆。郭外婆在团风劳教结束后，带着女儿改嫁铁石区，与舅母同一个村子，又生了一对儿女。那时候，舅母正值豆蔻年华，家里给她找了人家，还过了门，舅母嫌弃对方大她九岁，没有文化，心里老大不乐意。舅母经常去郭外婆家里玩。于是，郭外婆就牵线她和舅舅。两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在悄悄通着书信，彼此暗生情愫。九月初，有些叛逆气质的舅母决定私奔，要去北疆找舅舅。外公扔下农活，专程陪送她去北疆。说走就走，他们一老一少一路风餐露宿，从鄂东赶到伊犁霍城县时，已是晚上八点多，北疆比故乡天黑的晚，此刻白如昼，凉爽的空气甚或飘着野葡萄的果香。舅舅骑着大白马在汽车站门口接站。两个年轻人，在交通资源匮乏时代，任何困难都抵抗不了他们滚汤的心，越过长江和黄河，越过祁连山和昆仑，抵达天山之巅。舅母离开后不久，老家后院起火，订亲那家赶过来要人，又吵又闹，牵走了舅母家里唯一的一头大肉猪。后来，舅舅给他们邮寄了二百元钱捡场，才算彻底平息。“你后悔吗？”“不后悔。”舅母有着少许鱼尾纹，皮肤紧致白皙，有着这个年龄少有的淡定，一如当年毅然决然地奔赴北疆追寻爱情。陪送舅母抵达边疆，我的外公见到了分别二十多年的堂兄弟冯细银。他们二人操着方言，盘腿坐在火炕上，抽着莫合烟，喝着伊力大曲，聊着这些年琐碎的时光。外公既然来了，舅舅就不打算让他回去，留在边疆养老送终。舅舅跟外公商谈说，我给您在这儿弄一块地，种点儿烟叶，一亩地一年可以赚二百元。外公一听，眼睛发亮，在老家即使全家五口劳动力全勤出工，一年也不过一百来元收入。外公紧接着来一句说，那还得养一头肉猪。舅舅吃惊，赶紧制止他说，边疆属于少数民族地区，有民族风俗，不让杀猪。外公一听，就有些不乐意了。大雪封路，转眼一个冬天快要过完了，外公就嚷着要回去过年。那年春节是二月十六日，外公盘算着日期，琢磨着归程。外公认为把舅舅的人生大事完成——成家立业，一块石头落了地。外公说在这儿天天苞米面，即使馍馍沾蜂蜜，也吃不习惯，还是喜欢吃大米饭，再说冬天整天下雪，雪都一人高，不能外出，整天坐在家里，筋骨不活动，浪费时间。舅舅耐心解释说北疆就是这个样子，干半年，休息半年，好养身体。外公坚决要回去，甚至哄舅舅说，我先回去，来年开春种地时再过来。舅舅说路途太远，天冷，没必要来回折腾。外公豪气干云，扬言没事，再远的路也能走回去，不怕冷，走路走的身上起火。外公脾气倔，有时固执得不可理喻。舅母当初跟着他过来，火车抵达西北，不时开开停停，经常在半路上一停就是大半天。从未坐过火车的外公性子急，就拧着行李要下车，催着舅母一起下去。此时车窗外是戈壁滩，苍茫无边。舅母拦着外公不让他下车。外公说走走停停，这都急死人，再远我们也能走过去。他不了解外面世界，不了解一个人一天走多少公里，他以为可以一路走到边疆。舅母急了，拦着外公说，要走你自己走，我可不下车。这次，他又扬言走回老家，弄得舅舅哭笑不得。拗不过外公，舅舅就寻找机会。霍城县到伊犁公路开封的时候，有一远房亲戚要回湖南办事，舅舅就委托他带着外公一起走，顺路送到武汉下车。没想到到了乌鲁木齐后，就发生了意外。抵达乌鲁木齐火车站，买好了火车票，那人把外公安顿在候车室，自己临时外出办事，叮嘱外公务必原地等他回来，下午二点钟之前不要动。一点钟还没有到，一列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广播通知催上车。性急的外公看到坐他周边的乘客呼啦一下都站起来，涌向检票口，他一看就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跟着起身，拧着包裹，被汹涌的人流挤上了车。这趟车直接把外公拉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外公觉得不对，就去找列车员，他们听半天才知道外公坐错了车。他们让外公坐车原路返回乌鲁木齐。从霍城县出发时，舅舅给外公买了一套羊毛皮大衣，长筒皮靴，还塞了一百元钱。从伊犁到乌鲁木齐车费十七元，从乌鲁木齐到武汉火车票四十九元。一番折腾后，外公身上没钱了。他把长筒皮靴给卖了，终于凑足了乌鲁木齐到武汉车票钱。四天四夜，漫漫路途遥遥，外公究竟是怎么熬到武汉的？母亲说，外公吃过剩饭，也有好心人给他买过小餐。身无分文的外公在汉口乞讨了好几天，大部分时间守候在汉口港，看能否碰到熟人。苍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舅舅的中学学长汤书平出现在他视野里。此时汤书平已经借调到武汉文工团，刚好也要回老家。他借钱给外公，帮他买了一张回家的船票。陪送外公回南方的那人，二点钟之前赶到火车站，突然发现外公不见了，四处找，还申请了火车站广播找人，不见人影。他跑到火车站派出所报案，借用手摇电话打回霍城县种羊场总场办公室，总场派人骑马赶到农田村，把外公丢失的消息告诉了舅舅。走的时候好端端，怎么转眼就把老人家给带丢了？！舅舅接到消息，当即差点儿晕过去。四逗留伊犁期间，我专门去看了舅舅。舅舅请了假和舅母在家里忙碌着，做一桌丰盛的晚餐。舅舅在伊宁市买了房子，把家从霍城县搬过来了。在霍城县承包建筑工程的细哥赶过来了，带着三哥，还有细哥发小老家隔壁村月哥等人。他们被舅舅喊过来陪我，喝团圆酒。那年舅舅发挂号信回家，本来是想让三哥来北疆的。那年三哥二十六岁，正是一个年轻人体力最好的年纪。可惜，三哥那会儿犯浑，混社会，把自己混进了劳改场。这个机会就落到细哥头上了。细哥那年十八岁，独自一人上路。那时他的梦想，出门打工干几年，赚了钱后回老家盖一栋大房子。因此，他奔赴远方的步伐，铁蹄生风。他初到乌鲁木齐，结果发现去不了北疆伊犁。伊犁靠近哈萨克斯坦，属于边境城市，没有边防证，细哥就随着盲流辗转塔城、石河子，干点儿农活、建筑工地，混馍馍吃饱肚子。舅舅接到信息时心急如焚，四处找关系开边防通行证明，拿到通行证赶到五百公里外的石河子，没找到人——哥哥又去了一千多公里外的塔城。待哥哥拿着转辗过来的通行证赶到霍城县，在种羊场找到舅舅时，已是十月底，大雪即将封山。“那时候没本事，没文化，出门一抹黑，叫天叫地都不应。”聊起当年首次奔赴北疆的往事，细哥依然感触颇深。他端起一杯酒，起身敬舅舅。细哥几乎走着跟舅舅一样的道路，娶了老家的媳妇，在北疆成家立业，买房，干事业，生儿育女。不同的是，细哥兑现了当年奔赴北疆的承诺，在老家盖了一个大房子，近三十年时间里，带了不少老乡来北疆发展，在两地奔跑，因为业务，也因为两个故乡。但是，舅舅自从当年离开鄂东老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每年初夏，万亩薰衣草开遍霍城肥沃的土地，香气吹过赛里木高山湖泊。沿着萨尔布拉克河逆流而上，舅舅喜欢爬上连绵起伏的天山余脉，眺望南方。在万里之外的故乡武山湖畔，绕湖慢道从村前穿过，千年来依靠摆渡过河的程家林渡口架起了一座两车道的大桥，年轻人从此处迈向北上广深甚或海外。每到夏季，千亩湖田莲藕连成一片壮丽的风景，观赏采摘，乡村游，农家乐，“冯秀村”已是鄂东美丽新农村的一张名片。巨变如滚雷数十年来滚过天南地北，所到之处，皆是生机勃勃的世间，换了新颜。“年轻时候，我们想多赚点钱，再回去；成家后，有了儿女，想等着孩子长大了再说；儿女长大了后，想等着退休.....现在是退休了，但是——”喝的有点儿高的舅舅，就着我提起的何时回故乡看看的话题，眼圈红着，特意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儿子，我的表弟，一时无语凝噎。舅舅有两个孩子，表妹在当地学校当老师，成家了；表弟已三十六岁，膀圆腰阔，面目敦厚，笑起来像舅母，眼睛眯着一条缝。不过，表弟尚未成家，这是舅舅的一块心病。“我想回老家给养父母修墓立碑，想把儿女以及儿女的孩子们名字一个字一字地戳上去——”舅舅端起酒杯没喝，放下，再次看了我的表弟一眼，叹着气说，“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没有脸回去——”表弟在闷头吃饭。他肯定听得懂自己父亲的画外音，潜台词。我的哥哥姐姐们也是我父亲的养子养女。中年守寡的母亲带着三哥细哥和细姐改嫁给我的父亲。至今，我和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们毫无疏离，从未分过彼此。我的三哥从劳改农场出来后，已人到中年，娶了守寡的三嫂。三嫂带了两个男孩过来，一个三岁，一个七岁，生龙活虎，聪明伶俐。三哥没有要自己的孩子，倾力养育两个养子，把他们养大成人，并送到武汉读了大学，让他们迎来各自光亮的前程。三代人，三代养父母养子女——一切似乎冥冥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有着共同的神性，但找不出彼此之间的逻辑。这不是悲情，这是命运，是造化，更是温暖和美好的人世间。“只要舅舅想回去，无论我在哪儿，都会随时提前赶到，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我敬了舅舅一杯酒，故乡，总得要回去的，哪怕看一眼。舅舅没有言声，嘴唇翕动着，似有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这一刹那，我似曾相识，想起了在天国的外公。陈楫宝，笔名阿宝，70后，黄冈武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老舍文学院年度特等奖学金获得者。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天津文学》《诗歌月刊》《野草》等杂志发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载。出版长篇小说《对赌》《黑金时代》《纸金时代》等。
本文原载《长江丛刊》年4月/上旬《长江丛刊》购刊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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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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