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有其固有的运行规律，人类必须遵循、顺应这个规律，“循理而举事”，不能“背自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秦汉时期的思想家一直大力倡导“以时禁发”的生态保护原则，强调依据大自然本身的运行“节律”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这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体现了秦汉思想家卓越的生态智慧。
“以时禁发”,保护性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等思想在“月令系”中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这一时期，“月令”逐渐从民间社会生活秩序走向官方政治体系，形成一套带有突出理想色彩的调整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和谐互动的至高话语体系。流行于秦汉时期的“月令系”，以“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为思想旨趣，构建了一个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高度契合的天人和谐系统。它是我们的先民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天人之道”。
“月令系”的叙事以一年十二个月份为序，依次详尽阐释了每个月份的诸多事项。这些事项大体可分为自然与社会两大体系：自然体系主要包括每个月的星躔物候、气候特征等；社会体系则涵盖政治、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文化(祭祀、乐舞等)、天子饮食起居、百姓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这两个体系之间存在鲜明的对应关系，星象与物候的变化体现了时序的更替，而时序的更替又是先民确定社会生产生活时间安排的重要依据。“月令系”涵盖的范围非常庞杂，但所有内容均鲜明体现出“顺时而动”、“以时禁发”的特点，体现出了朴素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可贵思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十二个月，如何“禁”，如何“发”，“月令系”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
每年春夏两季，“阳气日盛”，是林木生长发育的季节，采伐活动应严格禁止。孟春之月，要“祀山林川泽”，“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孟夏之月，“毋伐大树”，仲夏之月，“毋烧灰”，这里的“灰”是“炭”的误字，即不要砍伐林木烧炭。季夏之月，“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总之，春夏两季，人们应顺应自然界万物生息繁育的时令特征，对林木资源切实加以保护，严禁砍伐。到了秋冬季节，“天地始肃”、“阳气日衰”、“杀气浸盛”，这才允许进山采伐林木资源。而关于保护林木资源、禁止采伐的“时禁”内容则远远多于此，保护为主，开发为辅，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种朴素的生态保护思想是非常可贵的。“春生夏长”，春夏两季，也是动物孕育生长的季节，人们应严格遵循大自然的节律，对动物加强保护，严禁扑杀。
孟春之月，“牺牲毋用牝”，祭祀用的牲畜不能用雌性的，以利于牲畜的生育繁衍。“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不可倾覆鸟巢，不可杀死幼虫以及刚出生或还未出生的动物和幼鸟。不可捕杀幼兽，不可掏取鸟卵。孟春之月还要“掩骼埋胔”，即遇到枯骨腐尸要掩埋，此举虽然主要是为了顺应“木德”以体现上天的“仁恩”，但客观上却具有有效防止传染性疾病流行的作用，有利于维护生态环境的健康，直至今天，掩埋法仍然是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的主要方式之一。仲春之月，“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祭祀不杀牲，而用圭璧、鹿皮和束帛来代替。季春之月，“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打猎用的捕兽的网、捕鸟的网、长柄小网、射鸟的弋以及喂兽的毒药，都不得出都城九门。这个月，“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要放出雌性牲畜让其自由游走，使牛马雌雄结合，以利生育。
到了孟夏之月，这个时节正是农作物快速生长的季节，所以，要“驱兽毋害五谷”，要驱逐野兽不让它们伤害庄稼，但也不要大规模打猎。仲夏之月，“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这个月，游走交配而怀孕的雌马要和马群区别开来，以保育雌马胎气。已经长强壮能腾跃的马驹要套上络头举行絷驹典礼，并颁布有关养马的政令。到了“季夏之月”，夏季即将过去，鱼鳖已经长大成熟，这才可以“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
之后，进入秋冬季节，“秋收冬藏”是这两个季节的主旋律。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这个月，天子才可以通过打猎教民战法，才可以率众打猎。孟冬之月，“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寒冷的冬季来临了，应重点做好贮藏积蓄工作。“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这个月，才能收取水泉池泽的赋税。仲冬之月。“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这个月，农民要收藏积蓄好粮食，马牛等牲畜要入栏厩养，如果有散放而被别人捕获的，不加治罪。这是强调继续做好“冬藏”工作。
“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山林和沼泽，有能获取野生食物和猎取野兽的，由野虞教导民众有秩序地去做这件事，不许相互侵夺。普通民众在这个月才被允许从山林沼泽中获取动植物食物。“季冬之月”，“命渔师始渔”，到了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经过春夏两季的孕育生长和秋季的“能量储备”，这时的鱼已经是大而肥美，这才可以开始打鱼。这种“冬捕”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关于农业生产的时令问题，“月令系”更是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这时，“王”就要“命布农事”了：“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民，必躬亲之。”即要求田(即田畯，主农事之官)要好好察看丘陵、坡地和山泽，高原和湿地的情况，仔细斟酌不同的土壤条件适宜种什么样的农作物，并最终确定下来，以此来教导农民进行科学的农业生产。这些工作田畯都必须亲自去做。这里面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思想。
季夏之月，土壤相对湿热，大雨应时而降。这时焚烧已经割掉的杂草，蓄以雨水，就好像用热汤浇在烂草中一样，这样一方面杀死了田中的杂草，沤烂的腐草又可以肥田，并可以使那些坚硬难以耕作的土地得到改善。这是典型的用“绿肥”增强土壤肥力的做法。先民们还认识到“绿肥”有利于“软化”土壤，“可以美土强”。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明，绿肥进入土壤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会不断分解，释放出大量有效养分。此外，还会进一步形成腐殖质，从而使土壤变得疏松、透气，加速土壤熟化，从而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掌握了这种绿肥制造的使用方法，这确实是令人赞叹的。
到了“仲冬之月”，“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地”，这个月，不要兴土功，当心不要揭开覆盖物，不要拆毁宫室房屋及劳动大众，以此来封闭天地之气。否则，就会“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就像是打开了天地的房门，各种冬眠的虫类就会死亡，人们也会感染疾病瘟疫，并为了躲避疾病和瘟疫而四处逃亡。神秘预言的背后，是朴素的生态平衡思想。
“月令系”如此细致、有序地构建起一套顺应时令、保护性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制度体系。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遵循大自然的节律特征，对于飞禽走兽、山川林泽等自然资源，该保护时就保护，该获取时就获取。这样的安排可谓面面俱到，秩序井然。
除了对“以时禁发”保护性开发自然资源的阐发之外，“月令系”中还有大量篇幅对天子饮食起居和百官政事进行了相当模式化的安排和设计。“敬奉天时，顺时施政”的原则被充分凸显，诚如董仲舒所讲，“副天之所行以为政”，而“天之所行”并非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东西，它具体地体现在大自然充满节奏感的运行规律上：寒来暑往、物换星移、月圆月缺、昼夜更替、草木枯荣、候鸟迁徙……，这，就是“天之所行”的表征。人们必须要知这个天时、顺这个天时，与大自然的节律保持一致，“敬奉天时，顺时施政”，这是人间秩序的自然法则。
在“政事”方面，首先，是天子的饮食起居、行为规范问题。“月令”系每个月均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规定，比如：孟春之月，天子要住在明堂的左室，乘有鸾铃的车，驾青龙马，插青色的旗子，穿青色的衣服，佩青色的玉，食物以麦子和羊肉为主等等。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规范天子的饮食起居和行为活动呢？因为天子是人间秩序的最高掌控者，必须首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上应天道”，以为百官和民众做好表率和榜样。天子如此重视“天道”，百官施政自然也必须严格“顺时而动”。“月令系”中对百官政务的安排，无不与四季寒暑的消长、天地时气的升降、万物生灵的枯荣相因应。可以说，“月令系”整齐细致的时政系统,是人间圣人之治的理想行动指南。
“月令系”中详细地规定了每月的“宜”与“忌”，这些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天子和百官违背了“时令”，“逆时施政”，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比如，孟春之月如果行夏令，就会“雨水不时，草木蚤落”，行秋令则会有“大疫”和“猋风暴雨”出现，行冬令则会发大水，并有雪霜之灾等等。这些看似神秘的预言，不是毫无根据的恐吓，而是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性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月令系”是农业社会的人们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结果，也是人们一年又一年、一辈又一辈不断总结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结果。人们发现，星躔、天象与物候变化相关相联，而物候变化又直接表征着季节时令的更替，为人们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秩序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指令系统。
“月令系”整合了农业社会长期积累的天象星躔与物候知识，以此作为人间活动的指南针，从而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天—地—人”和谐互动的复合生态系统。如果从环境史的角度来考察，“月令系”的时禁、宜忌，实质上体现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勿变天之道，勿绝地之理，勿乱人之纪”，要求人间秩序必须顺应自然运行规律，与阴阳消长、四季轮回、生命枯荣相协调，相一致，而绝不能违逆之。顺应自然，遵从自然的引导，这是“月令”知识与信仰体系的第一要义。它体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时空观与生命意识，集中表达了华夏社会一种发自内心的质朴的敬畏自然、师法自然的生态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