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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他在族叔任元成的长工双喜的指导下，学会了摇耧种地。这是种庄稼中的高级技术，先要定籽眼，用一块破纸撕一个小孔后塞在耧斗里，以孔的大小控制所播种籽的多少，孔大了苗稠，孔小了则苗稀。这一技术的掌握，标志着这个16岁的青年，已经是一个够格的农民，他欣喜异常。夏天锄地的时候，由于烈日曝晒，他的皮肤成了酱紫色。庄稼的长势也很好。可惜，就在丰收在望的时候，一场严霜过早来临，庄稼在籽粒结到一半时全部被冻死，两顷地只收到八九石二流秕谷子。秋收时，他父亲也从大喇嘛营子来到这里，父子们每餐只能吃这些“冻死鬼”粮食。天灾不算，紧接着又来了人祸。直奉战争中吃了败仗的冯玉祥部队的散兵往庄稼地里到处扔枪，真正的农民不敢拾一支。但在土匪的裹挟下，一些遭了天灾的后生拣上枪支就当了土匪，致使匪祸到处蔓延。不得已，他和父亲便背了些粮食到深山里去躲避。这里住着许多蒙古人，他们非常忠厚，父子俩经常用粮食换他们的牛羊肉、奶酪、奶茶。晚间，父子二人就在石檐缝下铺些干草睡觉。就这样，熬了一个多月，冬季将要来临时土匪走了。他们收拾上东西，赶着牛回到了他们的根据地大喇嘛营子。这一年，他可以回老家过年了。他们卖掉了两条小牛，用两条大牛拉着一辆牛车回到了家乡。他离开老家已经两年，虽然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妈妈，但还有曾经养育过他的外祖母。何况，后山的日子简直就是流放和充军，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一个尽头。但回到家乡后，却一点也不比口外轻松。整整一个冬天，他没有在家睡过几个觉。他和虎哥担负了到30里外的火山拉炭的任务。仅仅是自家烧，能用了几车?主要是为了“经商”卖钱，每卖一车可以赚一块银币。父亲为了发家致富，可谓动尽了脑子，想尽了办法，但这也给子良弟兄带来了吃不完的苦。每天太阳落山前他和虎哥便吃了饭，擦黑时赶车出发，一条牛拉空车，另一条牛拴在车后，预备拉上炭时两牛驾车。他们坐在车厢里，上面铺一些糜草。冬天的夜晚很冷，每走一段，就得停下车燃着糜草烤一阵儿火，然后再出发。到了煤窑正是夜半时分，他们把牛拴好喂上草，自己就得下煤窑去了。他们拉炭的地方名叫“火山”。《读史方舆纪要》云：“河曲县火山在县西北(指旧县城)五华里，黄河东岸。上有孔，以草投孔中，烟焰上发，可熟食。”“火山”一词，盖源于此。有据可考的时间在北宋，因太平兴国八年即在此建“火山军”。上述烟焰现象，系因煤炭氧化自燃而引起。这一带煤层极浅，手工所采煤炭均在局部露头地带，开采范围小，遇水即另开窑口，所遗采空区也不充填，久经暴露，易于氧化自燃。山名火山，窑名火窑，是一个高温酷热的煤矿。一年四季，矿工们一丝不挂，仍然挥汗如雨。除了热，他们所受的苦也是人间罕见。煤窑多为斜进，巷道高宽各4尺左右，矿工们手拄一尺长的“窑拐子”，背负1米长的窑扁担，前担笸篮后系箩头，腰背压弯成弓，伛偻而行，每担约担斤左右。年长日久，背臀部老茧坚硬如铁。清道光本《河曲县志采遗》记曰：“河曲近塞苦寒而山产石炭。穴而入之谓之炭窑，窑口仅容人行其中，洞狭浅深因人力为之。砍炭者持斧镢入窑，伐以猛力，铁石相击之声日夜不息。置炭于箩，负担者伛偻而行，出诸窑外。窑初入甚浅，后乃渐深，极深可至数里。结伴而入，分坎而伐，日久则面目黧黑，见者呼为窑黑子。盖力作之苦，未有甚于此者也。”又云：“近窑之民，每岁农事毕，冬无营作，则入窑砍炭。窑工自叹曰：‘人言地狱受苦，炭窑即活地狱也。寝食其中，不见天日，血汗淋漓，渍以煤垢，形状如鬼。使吾力穑逢年，足以糊口，顾肯劳动如是耶？’”子良和虎哥下煤窑，一是为了帮矿工把炭车子推出来。因这个窑近窑口一段可用独轮的推车，但洞狭车重，须得有人在后面推着方可出来。他们的一辆牛车可装两小推车炭，约0斤。如果感到不足，还可自己下窑去背，这个不算钱；他们背一次，又可增加斤左右的炭。这就是他们下窑的第二个“意义”。装好车以后，他们就伴着满天的星星踏上归程。图片来自网络
在火窑子稍北，县府设有一个税卡，每车炭须纳8个大铜板的税，他们停下车，把铜板递进去。其实在黑洞洞的夜里税员根本不敢出来，他们怕拉炭人把他们揍死，就这样子良他们也从未偷过税。天快亮的时候，炭车到了石梯子村下封冻了的黄河边上。这里离家还有十几里路。人困牛乏，饥寒交迫。定睛一看，两个人皮帽的边沿上都结满了白色的冰霜，眉毛、头发雪白，上下眼皮粘到一起，简直象个“圣诞老人”。再看“牛王爷”，拉着沉重的炭车不住地喘气，眼睛和面部也都成了白色，嘴边还挂着几寸长的冰锥。他们多么盼望快点回到自己的家门口！当太阳一竿高的时候，他们真的到家了！但还不能喘歇，他们必须把这1多斤炭从大门外一块一块或一筐一筐地搬进炭场，垒齐垒好，才能回家吃饭，然后美美地睡三四个小时。下午起来，又是铡草、喂牛、饮牛……当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这一对难兄难弟，就又赶着牛车开始下一个难熬的夜晚。如此周而复始地干了一段，父亲也看出孩子们太苦，于是改变方式，将二套牛车改为一头牛的单车，赶车也改为隔天轮流单人去赶，这样牛和人都得到了休息。他们拉回的炭，大部分卖给了本村的人，每车可卖两块银元，获利颇丰。但这种不要命的劳作，确实令他心力交瘁。唯一的好处，是锤炼了他不怕任何困难的顽强意志。但是，大喇嘛营子才是他家衣食的根本。年春天，他们原班人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走西口。春去冬回，这已是河曲县走西口者固定的公式。一样的黄牛，一样的牛车……所不同的是，由于头年霜冻造成的失败，父亲今年放弃了后山大榆树滩两顷租种的地，一门心思经营大喇嘛营子的自有土地。这样，子良就不用一个人孤零零地去“充军”了。这里人多，红火，纵然受苦，也觉得快活。此时他和虎哥俱已成为好劳力，父亲因给人看病，已变成了辅助劳力。继母给他们做饭。这一年中秋之夜，过得非常热闹，人们吃过饺子、月饼、西瓜、毛豆角、煮玉米之后，都去睡觉了。洪涛爷当晚也吃得不少，但很少说话。第二天早晨起来，人们发现这个向来起得最早的老人还无动静，就去看，结果发现老人已在一个放草的房间里悬梁自尽，终年72岁。可怜的老人，与他们患难多年，今日竟不辞而别！他大约是不想再拖累别人，才选择了这条路。其实，他们何尝在乎他吃的那点粮食?而且，人们在躲土匪、回河曲的时候，这个失明的老人是唯一可以留下来看门、喂狗的人，他的贡献有目共睹。然而，谁又能理解这孤独老人内心的痛苦?他们含着眼泪，将老人葬在了他生前居住的“伙房”东南的沙梁上。从此这里又少了一个人。年是个平年。农历十月，他们赶着两条牛、一头驴、一辆车，又回到了老家河曲。冬季除了照旧打夜班拉炭外，又多了一项下南山驮粮的任务。他父亲在距巡镇百里的阴塔村买下约0斤糜子，山高路远，每4天才能驮一回，每回驮多斤，前前后后跑了6回，用了24天。卖粮的人叫苗学明，是他高小时的同学，一个十足的小财主，此公架子很大，认钱不认人，没有一点同学的感情，一副为富不仁的脸孔。从家中去阴塔路过他大姑妈嫁过去的村子郭家庄，离河北30里，每次来回他都要在大姑家中住一夜。大姑总要给他吃一顿面食。冬去春来，年，他们又照样口里口外奔忙着。值得一提的是，子良在这一年学会了盖房。因为他们一家孤独住在野外，所以难逃土匪的侵扰，于是他父亲下决心在离这里十几里外的东社买了一块地皮，要盖几间土木结构的房子。因东社人口较多，又有“社”，土匪来了比较好应付。夏初开始，子良一个人被派去脱土坯。开始每天只能脱多个，以后逐渐增加到个。他脱的土坯全部是水坯，其工序是：先把泥土铲好，浇上水，搅拌成稠泥浆；然后把坯模放好，坯模是用木料制成的带底的两个长方形格子，每格比砖头略大；再将泥用双手挖着放进坯模里，多余的泥再用两手刮平；最后将坯模端起倒扣到一个干净平坦的地方，将坯模拔起。干了以后便是很好的土坯。蒙古草原煤炭奇缺，根本烧不成砖，房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土坯房。正式盖房的时候，他的父亲和虎哥都来了。他们先用土坯砌墙，砌时将门、窗的框子筑进去，然后立柱、上梁、压栈、清扫，房子就算盖成了。所用的梁、檩、椽、栈等木料，都是大喇嘛营子自栽的柳树。从14岁失学至此，口里口外，子良已当了5年农民。其中西口外的苦难，就受了4年多。他当过佃农，当过自耕农，饱尝了旧中国农民的艰难与辛酸。他看不到光明。再这样受下去，累死累活不说，连维持较好的家庭生活都不可能。“挣钱不受苦，受苦不挣钱”，难道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吗？他开始考虑如何摆脱这没完没了的困境。任子良的叔父在归绥上学。多年以来，这个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了他的身上，故此在经济上常常是捉襟见肘。年夏天，他的叔父从绥远中山学院文史专修科毕了业，并且在省府的什么机关找到了工作。家庭的负担减轻了，但叔父对家庭则不愿承担经济上的责任。子良对此大惑不解：我们累死累活供他上学，他为什么不帮我们？他要去找叔父，求他在归绥给他找一个哪怕是“工友”的工作，逃脱这累死累活永无出头之日的苦海。他把这想法和祖父、父亲说了，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便整理行装，孤单一人，又一次踏上了走西口的漫漫征途。70多岁的老祖父将这个从小没娘受尽苦难的孙儿送到了村外，挥泪而别。他身挎一个简单的行李包，晓行夜宿，赶往归绥。只身进入库布其大沙漠后，他害怕极了。茫茫沙海之中，根本没有路，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凭着感觉与经验在沙包中探索前进。一旦迷路，就有倒毙的危险。人们视其为西口路上的“鬼门关”，有的人索性先给自己烧了“离门纸”，然后才进入沙漠。大部分的人，则是结伴或随驼队而行。他这样冒险，能活着走出沙漠，实属侥幸。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数次乘牛车走口外的经验。整整走了7天，他终于到了归绥。一见面，叔父就问他：“你来做什么?”他以实相告，不想叔父冷笑着说：“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事情干，你能干什么?”一口一个“找不到”，像一瓢凉水浇下来，直透他的全身。叔父给他找了一个地方住了下来，他想：你神气什么？还不是靠我们父子供养的你？这会儿，反正缠也缠住你啦，我就是不走，看你怎么打发？他在街上看到许多学生忙着上学、下学，心想：自己要是能够上学该有多好！子良的这股牛劲令叔父毫无办法，他只好答应让子良上学，却又说：“你过去学的一些东西都忘记了，要上学，还得先补习一下。”于是便找到了土默特旗中学附属小学，跟了一个六年级班，进行补习，暑假毕业时正好参加初中和初师的升学考试。这是年农历二月间的事，此时他已19岁。初进班的时候，感到非常吃力，因为5年的艰苦劳作，已把过去学下的好多知识都忘记了，特别是算术和英语。他废寝忘食地加倍努力。同班有一名河北宝坻县来的学生，叫韩宝祥，功课很好，他便有意接近韩，和韩交上了朋友，处处虚心向人家请教。4个月后暑假毕业考试，他居然考了全班第一。正当他准备利用暑假复习并参加中考时，他的叔父却提出了一个令他十分伤心的问题：叫他回河曲接家眷。这无非是怕考上学校又要连累他花钱，否则为什么不迟不早，偏要在他正准备中考时急着去接老婆孩子？但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他含着眼泪，又一次踏上了回河曲的征程。在当代人看来，呼市到河曲多里地真算不了什么；但那时是一步一步走，就是神仙也犯愁。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归绥经托克托县的河口镇过黄河，沿准格尔旗的九枝榆树沟、黑岱沟，大饭铺、十里长滩、马栅，再过黄河，才是河曲的土地家湾(河湾)、大东梁……才能到家；另一条路是从归绥出发，经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到偏关城，回到河曲石城村再回家。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这条路不需要渡黄河。出发后的第六天，他走到了偏关县城以东的一个山梁上，忽然之间雷雨交加，尽管他带了一把雨伞，但在大风之中根本无用。他浑身湿透，好不容易下了坡，到了关河口。关河不算小，又没有渡桥，看着水不太深，他就冒冒失失地淌水过河。走到离对岸只剩三分之一的时候，一个大浪打来，将他裹入洪峰，向下游冲去。他拼命挣扎，慌恐之中，像有神助的一般，脚下竟踩住了泥底，爬到了对岸。这是一次几乎丢掉性命的遭遇。附近没有一个人，他将湿透了的衣服脱下来拧干再穿上。走了一阵，就到了偏关县城，但天色尚早，他不敢歇脚，继续前行，赶太阳下山以后，回到了河曲境内的石城村，住了下来。这里离他的家乡只剩下了一天的路程了。回家后住了几天，他便接了婶母和三岁的堂妹坤弼，再返归绥。这次走的是又一条路，从土地家湾过黄河，住在一个朋友阎治国的家中，托阎雇了高万和的三头毛驴，两头驮一个绑好的“驾窝”让婶母和坤弼坐，一头他自己骑。这自然比步行轻松多了。但想不到的是，在河口镇的黄河岸边，他们又遇了一次险：一头毛驴陷入泥潭，越陷越深，眼看不行了……多亏岸上的乡亲们全力救助，才把驴救上来。到了归绥，叔父一家欢欢喜喜住进了租好的房子，而子良却误过了初级师范的招生考试日期。他十分懊丧。经再三哀求，校方才准于补考，但结果仍旧未被录取。他猜想，这是校方为了安慰他而采取的一种“计策”，以他的成绩，他怎么连个初师也考不上呢？好在还有绥远第一中学没有招生。他果断报名，果然就被录取了！但使人发愁的是：学生入学必须交10元钱，逾期不交则除名。他向叔父要钱，叔父竟冷冷地说：“没有钱，你还是回去劳动吧！”他一分钱也不给，想的是快快把这个侄子打发走，免得成了他经济上的包袱，这样也就遂了婶母的心意。想起自己多年来所受的苦，子良伤心透了。但他绝不能回头！眼看交学费的限期越来越近，他毫无办法。再求叔父，还是不给钱，而父亲又远在“天边”。他横了横心，向一个叫黄宝琨的河曲老乡借了5元钱，急急忙忙跑到学校。一到学校，正好碰到学校的工友乌文升正拿着一纸通告要去贴，上写：新生任子良等至今尚未交来学费，着即除名，以备取生递补。他向乌文升哀告，求他暂不要贴，他现在就去交学费。乌是一个好心人，当即答应：“你快去交，我等你。”他赶紧跑到教务室，一位老师正在那里办公，后来知道那是位美术教师，叫佟公超。他向佟鞠了一个躬，说：“我来交学费。”说着拿出那5块钱交给佟。佟说：“学费是10元。”他慌忙解释说：“我现在仅有5元，剩下的5元容我以后再交。”佟说：“那不行，要不你去找校长。”他抱着一线希望，找到了校长冯光荣。冯是河北省人，身材高大魁梧，50开外年纪。冯开始说不行，经他再三哀告，说明他是外地来投考的学生，近日吃饭都很困难，请容缓交，一个星期以后一定交清。校长最后答应了，告诉会计先收下，并叮嘱他一个星期以后一定要交清。他满口答应，带着感激的心情深深向校长鞠了一躬退了出来，就像被死神夺去性命的人又回到人间，有说不出的高兴。一个星期后，会计催要所欠5元学费，他说还没寄来，请再宽限。这样人家一再催欠，他一再请求宽限。几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无法偿还。不久学校闹起了学潮，本地势力排挤外地人，正直的冯校长被赶走，换来一个新校长叫班浩，像猴子般瘦小。他所欠的5元学费也就没有人再催要，直到初中毕业，也没有补交上去。他深感内疚，但有什么办法呢？父亲经济极度困难，叔父又不肯帮忙。但他并未忘却，一直把这愧疚藏在心里。直到5年这所学校（后更名为呼市一中）百年校庆时，已经96岁高龄的他给学校寄去元钱，并郑重其事附了说明信，说他永远难忘第二故乡，难忘母校，但这元不是捐款，也不是赞助，是想赶在自己有生之年还上那欠了足足70多年的5元学费。他说，5元再加70年利息，足有元了。是的，他从草原学到的不少，欠帐也可以说很多。了此心愿第二年，老人就与世长辞了，这是后话。（未完待续）周少唧，山西河曲人，生于年10月。年毕业于省立山西五寨师范学校。年以自学考取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凭。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小学中学教师，教育局视导员，县委办公室干事、副主任兼秘书办公室主任，县党史县志办公室主任(《河曲县志》总纂),县政协秘书长、河曲中学校长、县委调研员等职。4年退休。中国地方志学会会员，被收录入《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副编审。
已出版著作共余万字。主要有《河曲县志》《河曲县志资料》(以上均为年版）《九十行过》(任子良传)，《增广写信必读》(校注)《河曲建设志》《河曲县地名录》《巡中校志》《河医院志》,《王海元》《贺章甫》(纪念文集)。个人散文集《怀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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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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